北京怀柔：从低收入村到振兴典型 京郊局里村的五年变迁

　　

　　喻桂存的夏日，比太阳起得更早一点儿。

　　每天早晨四点半左右，喻桂存就起床了，草草洗漱后，骑上车，在晨曦的微光中穿过村庄，一路往后山骑去。山上有几亩栗子，正是需要管理的时候，踩着露水，拔草、疏花、摘心。

　　在地里干活的时间不长，七点左右，他就要回到家里，换下露水打湿的衣服，穿上工装，到村里的农家饭店打工，每个月可以赚三四千块钱，这些收入，对这个曾经的低收入家庭格外重要，足以保证他们一家人相对体面的生活。

　　

　　局里村紧挨怀九河，在以前，栗子树是这里的主要产业。现在村里已经发展起乡村旅游、现代种植等多种产业。

　　局里村，一个和钱币相关的村庄

　　喻桂存是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局里村人，从市区出发一直往北，进入山区，弯弯曲曲的怀九河从北方的大山里流出，一路往南，汇入怀柔水库。

　　局里村就在怀九河边，村书记介绍，局里村得名于明代，相传当时这里曾是明朝铸币局所在地，铜钱在这里铸成之后，再一路运到北京城，后来铸币局不在了，这里慢慢变成了村庄，但局里这个名字留了下来。

　　局里村的小广场上，一个新的铜钱雕塑，向人们讲述这个村庄古老而富裕的历史。铸币局的故事，离喻桂存太遥远了，但村庄边漫山遍野的栗子，在二十世纪末期，还为喻桂存和局里村的其他村民们，带来不菲的收入。

　　

　　局里村的铜钱雕塑，象征局里村的历史。

　　他们没有想过，这个连名字都和财富相关的村庄，一度会成为北京典型的低收入村。喻桂存记得很清楚，到二十世纪最后几年，栗子慢慢卖不上价了，人们的收入也变少了。而村庄之外，工业的发展和城市的扩张，也让这个偏远的农业村庄，渐渐落后在发展的路途上。

　　2016年，北京市认定了234个低收入村，以家庭年人均收入11160元为标准，认定低收入农户7.3万户，15.6万人。局里村是其中的典型代表，村干部告诉记者，当时局里村认定了161户低收入农户，占全村360户的一半。

　　

　　依山傍水的局里村，曾经是一个低收入村，如今已经摆脱低收入，踏上了振兴之路。

　　喻桂存家就是低收入农户，他有两个女儿，一个已经出嫁，另一个还在上学，喻桂存的老伴儿，则因为疾病，需要常年就医吃药，多数时候住在女儿家。

　　农业的收入远不能承担这个家庭的开销，喻桂存告诉记者，家里的两亩多栗子，少的时候一年就产300多斤栗子，收入约等于无，前些年，喻桂存常年在外打零工，但随着年纪的增长，活儿越来越不好找了。

　　摆脱低收入的开端

　　2016年，北京市认定低收入村之后，大量的帮扶政策开始落实，喻桂存得到了一个公益岗的位置，承担村里的环卫、保安等工作，每个月可以为他带来4000多元的收入。

　　但只有公益岗，并不能完全解决村里160多户的收入问题，村庄的发展，更需要可持续的产业，为这个传统的农业村庄，带来新的活力。

　　2018年，北京市四套班子在局里村召开低收入农户帮扶工作现场会，这成为局里村变迁的另一个节点，那一年，村里第一间属于集体的精品民宿“局里·砖舍”开始建设。局里村现任第一书记赵剑臣告诉记者，民宿由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援建，也是脱低开始后，村里的第一个集体经济项目，“局里村没有集体土地，以前村集体基本上没有任何收入，几乎无法承担村里公共设施的建设和公共服务的开展，也缺乏帮助村民的能力。”

　　

　　局里村缺地，除了山上的栗子树之外，只有河湾里的一小部分水浇地，供村民们种菜。

　　民宿位于局里村的中心地带，是由一处闲置的集体场院改造的，红砖为墙，灰瓦为顶，“综合了北京传统建筑风格和现代简约设计的要素。”赵剑臣介绍。民宿建成后，由于村里缺乏经营人才，所以委托给专业公司进行经营，即便如此，村集体每年也能获得固定的租金收入，民宿还会雇佣村民，为村民提供就业机会。

　　第一家民宿的营业，吸引了村民的效仿。41岁的张爱娟，原本在家里经营着一个小院，和如今的精品民宿不同，原来的小院更接近传统农家乐的形态。在“砖舍”建成后，张爱娟也开始改造自家的院子，提升品质，设计标准化的服务。

　　开启新生活的回乡创业者

　　端午过后，北京新一轮的疫情逐渐缓解，开始有人走出闷热的城市和楼房，寻找山水间清凉的夏日。

　　张爱娟也开始准备迎接新的客人了，今年开春后，她的第三个小院装修结束，可以接待客人了，突如其来的疫情打断了她的计划，好在疫情终将过去，未来仍值得期待。

　　张爱娟喜欢山，也喜欢山村，小时候去村里的姥姥家，总要去爬村外最高的山。结婚后，张爱娟和丈夫在九渡河镇附近，租了一个院子经营民宿，那里距离附近的黄花城水长城景区更近，他们并非没有想过回自己的村庄开民宿，但局里并不在景区的必经之路上，单独一家民宿，也不足以吸引客人到来。

　　2016年后，随着局里村的发展，越来越多的资源被开发出来，张爱娟决定退了原来的房子，回村改造自家的老宅。2018年，“砖舍”的建成，让她也有了升级自家小院的想法。

　　第一次做精品民宿，缺乏经验的张爱娟，基本上没有控制成本的意识，“所有的东西，从砖头，到家具，甚至一个小摆件，都是我自己一件件去买的，最后的花费，远远超出了预算。”她说。

　　不过，高昂的改造代价，也带给了她相当的回报，提档改造后的民宿，吸引了更多游客，价格也变得更高了。2019年，第一个小院开始赚钱，张爱娟开始改造第二个院子，到2021年，第三个小院也开始建造。

　　

　　回乡创业的张爱娟，在村里开了三个民宿小院，她还流转了土地，准备开一个自己的采摘园。

　　在整个局里村，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了经营民宿的行列，赵剑臣介绍，到2022年5月，全村投入运营的民宿，已经有30多个小院，由20多家经营，一个400平方米的院子，一年的净利润超过20万，还有更多的村民成为民宿中的服务者，在家门口找到新的工作。

　　村里热闹的清晨

　　喻桂存受雇于村口的一家民宿，民宿的主人是村里人，早在十多年前，就开始经营农家乐，兼营住宿和餐饮，也养殖虹鳟鱼。

　　2022年，喻桂存满六十岁，可以领农村养老金了，按照规定，不能继续参加公益岗。村干部为他介绍了村里的民宿，他在那里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。

　　早晨七点多，喻桂存干完了地里的活儿，回家换上工装，赶在八点之前上班。清晨的村庄，逐渐热闹起来，路过村委会门口时，55岁喻士军已经运完了一趟垃圾车，正在组织公益岗上的村民们，沿着一个个巷子打扫卫生。

　　几年来，局里村变得干净了很多，这和村里的公益岗有关，对喻士军这样的低收入家庭来说，这份不用出村的工作，工资虽然不算高，但足以给他现在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。

　　十多个参加公益岗的村民，分散到一个个小巷子里，每个巷子都响起了扫帚扫地的唰唰声，巷子里的人们也开始出门干活，有人拎着水桶、肥料，给地里的蔬菜施肥浇水，有人穿着工作服往上班的民宿走。

　　和多数空心村不同，局里村的居民很多，全村户籍人口683人，其中常住人口就有509人，或许和这里便利的交通有关系，村口的怀长路直通大广高速，1个多小时即可到北京市区，不少在市区工作的年轻人晚上会回到村里，在周边景区或怀柔城区工作的人，更习惯了早出晚归的生活。老年人则多留在村里种地、照顾孩子，或在民宿上班。

　　局里村的热闹，从早晨开始，一直持续到晚上，晚饭之后，村民们归家休息，住宿的游客们，还要玩儿很久。

　　被产业改变的家庭

　　每一天，喻士军都要运三次垃圾，早中晚各一次，把村里各处的垃圾桶，运到村外的垃圾站中，再把空桶拉回去。

　　喻士军一家五口人，目前只有他一个劳动力，老父亲82岁，虽然行动无碍，但早就不能干体力活儿了，妻子常年有病，两个女儿刚刚大学毕业不久，还只能养活自己。

　　

　　喻士军的妻子身体不好，家里还有80多岁的父亲，全靠喻士军一个人支撑，村里为他安排的公益岗，为这个家庭减轻了负担。

　　更难的时候，是两个女儿读书时，山村里地少，喻士军家里只有三亩多地，两亩多是山上的栗子树，一亩多是村边上的水浇地，那些年，栗子树几乎不赚钱，一亩多水浇地种玉米，一年卖1000多元，喻士军养家糊口的来源，都在山上。

　　山上有药材、山核桃，只要肯下力气，多少能换点儿钱。从22岁结婚起，喻士军就一直在山里找生活，有一段时间山核桃价格不错，让喻士军的收入提高了不少，但很快，价格就降下来了，最便宜的时候，干的山核桃一斤只有9毛钱，那个时候，恰恰是喻士军的两个女儿上大学的时候。

　　那段时间，喻士军每天都会上山，上山时露水湿透了衣服，下山时，汗水再一次湿透衣服，遇到下雨，喻士军也分不清哪些是雨水哪些是汗水，最多的时候，一天要摘三千多斤山核桃，全都靠他一筐筐背下山。

　　脱低政策给喻士军带来了新的希望，他不仅参加了村里的公益岗，同时还参与管理村里的十多亩样板田。

　　样板田是村里发展的现代农业产业，村干部介绍。2020年，村里争取到了一项低收入产业扶持资金，又在村民家里找到了10多株本地白梨树，这种白梨曾享誉京城，但后来越来越少，几近灭绝。村集体找到仅剩的几棵老树，流转农户土地重新嫁接了120亩树苗。这些树苗大约三年结果，估计亩产可以达到40万斤，同时，村庄还引入了20亩北京地理标志产品“佛见喜梨”，丰富村里的果树种类。

　　作为低收入户，喻士军管理的果林，就是这些新种植的经济作物，所有引进和种植的费用，由村集体承担，他们则负责管理。

　　民宿老板张爱娟自己也流转了两亩多地，和村里一起种植果树，她想要丰富自己的民宿，增添采摘项目，吸引更多的游客。

　　村口的农家乐重新火了

　　六十岁的喻桂存不能再参加公益岗，也没有更多的精力管理果园，但在民宿的工作，也为他提供了不少收入。

　　喻桂存工作的民宿就在村口，面朝公路，背靠怀九河，从村里出来，过一座水泥桥，就是他工作的地方。

　　

　　60岁的喻桂存（穿迷彩服者），在村里找到了工作，这给他收入微薄的家庭，带来了摆脱困境的机会。

　　这是一间开了十多年的农家乐，改造升级后变成了民宿，院子很大，大门是开放式的，院子两边有楼，楼上住宿，楼下用餐，另一边盖了一条长廊，夏天的时候，游客可以在这里用餐。院子中间，是一个分隔开的水池，里面养着怀柔知名的虹鳟鱼、鲟鱼。

　　民宿主人单琳淇告诉记者，院子是2003年建的，最初只是一个路边的餐馆，2010年，农家乐还很流行的时候，他们又增加了住宿，一度很火，经常预订不到房间。但随着精品民宿的兴起，传统的农家乐生意越来越差，到2018年，就几乎没什么住宿的客人了。

　　“那时候，村里的环境也没现在这么好，房间的硬件也跟不上，吸引不来客人。”单琳淇说，后来，村里发展越来越好，民宿也越来越多，他们重新改造升级了自家的客房，如今的大院，既有过去农家乐的特点，也有现代化的客房，“疫情不影响的时候，住客确实比之前多了。”她说。

　　旅游的旺季，喻桂存会在早晨八点前到这里，吃完早餐，开始准备一天的工作，喻桂存负责捞鱼、过称、处理好之后再送到厨房，满池子的鱼，游客点哪条，他就捞哪条，这份工作简单，劳动量也不大，只是很耗费时间，经常会干到晚上八九点以后。

　　振兴时代，每一天都不一样

　　2020年底，局里村摘帽，彻底告别低收入的时代，全村160户低收入家庭，人均年收入全部超过低收入标准。

　　对喻桂存和喻士军来说，他们生活的改变，远不止收入的提升。喻士军刚刚装修了他的房子，这栋房子是2002年时，喻士军借钱盖的，花了6万多，而还清这些钱，喻士军花了15年。房子盖好后，没有钱装修，他们在没有粉刷的洋灰墙下，住了近20年，一直到两个孩子毕业，喻士军也有了新的工作和收入之后，才第一次装修了自家的房子。

　　喻桂存的房子是重新改的，老房子早已经成了危房，在脱低中，喻桂存的房子符合农危房改造的政策，在政府补贴后，重新建了新房子。

　　新房子很宽敞，尽管多数时候只有喻桂存自己在家，但仍旧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客厅里的花盆中，每一盆花都长得格外茂盛。这个忙碌的六十岁老人，只有每天晚上下班回家后，才有工夫收拾家里的卫生，照顾花盆里的花，但他并不厌烦，不管见到谁，总是笑呵呵地打招呼。

　　喻士军也很忙，晚上拉走最后一车垃圾后，他还要在村里巡视一圈，公益岗上的村民们，对村里的环境实行包片负责，喻士军在自己的包片之外，还要巡视全村，“现在村里环境好了，游客也多了，环境更要搞好，不能让游客来一次就再也不想来了。”他说。

　　2022年，乡村振兴正在快速推进，而北京北方的这个小山村，在摆脱低收入之后，正走在振兴的路上。局里村第一书记赵剑臣告诉记者，村里的现代农业、民宿旅游都在快速发展，村里还在规划一座乡村酒店，丰富旅游业态，在公共设施建设、公共服务提升方面，也有多项计划正在实施。未来的局里村，或许每一天都不一样。

　　他们的故乡，正变得美好

　　在更多曾经的低收入村里，新兴的乡村产业也在快速发展，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数据显示，在第一产业方面，北京市的粮食、蔬菜播种面积、生猪存栏量等，在2020年已经扭转下降的趋势，止跌回升。与现代农业相关的种业，是北京农业的名片之一。而作为都市农业的一部分，农旅休闲、农业观光体验等产业，则在不断地改变着北京乡村的面貌。

　　比如休闲农业，在局里村之前，北京的怀柔、延庆、门头沟等地，民宿产业已然成形，并形成了“门头沟小院+”等特色品牌。“北京市十四五规划”中，关于产业兴旺的指标，也在不断实现。2021年，北京市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收入达到32.5亿元，休闲农业带动农产品销售收入10.1亿元,带动农民就业3.38万人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.33万元，是2012年的2.16倍。

　　局里村不是唯一一个振兴中的村庄，局里村的今天，也远不是完美的乡村模样，这个刚刚踏上振兴之路的小山村，还有许多事情要做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　　晚上坐在饭桌前的时候，喻士军有时候会想，就在不久前，他还在为孩子的学费，每天在露水和汗水中，艰难地走过湿滑的山路。但现在，一切都变了，不用一天爬很多趟山路，不用冒着炎热和寒冷，漫山遍野地寻找几毛钱一斤的山货。他没有走出村庄，是这个村庄变了，他仍在从小长大的故乡生活，但生活却在慢慢变得美好。

原文链接：http://nyncj.beijing.gov.cn/nyj/snxx/gqxx/325859025/index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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